背景：

近郊区的基础设施由于规划相对欠完善，功能区域的划分导致住宅区和商业区相分离。由于房价是由区域中心向外围递减，导致大部分就业人群居住在城市外围，而其工作地点地点均分布在城市中心区域。这即导致，一方面，中心城区居住人口不断减少，城市外围居住人口增长迅速，另一方面，城市中心区域就业人口密度远远大于城市外围区域，引发了“潮汐交通”现象的出现。

现状：

目前，闵行区内中心地段是区内住宅开发强度最高的地区，由于轨道交通的带动，交通线路的布局，包括学校、医院、购物中心等基础设施幵发的完善，形成了居住的密集区，人口承载力逐步接近饱和。然而，闵行区城市化水平相对较低的远中心区域，基础设施建设仍然有待完善。纵观闵行区近年来的发展，从城市建设的用地规划而言，闵行区近年来增长了近３０％。然而，闵行区作为上海市近郊的新城，在产业功能规划、提供就业机会方面仍亟待完善。“职住均衡比”反映了区域内就业岗位总量与就业居民总量之间的比率，当该比值无限接近１（等于１为理想状态）时，说明该区域内的从业人员与常住在该区域的从业人员数基本持平，当该比值小于１时，则说明上下班通勤人数流出大于流入，反之亦然‘。一旦偏离值越大，则越能说明该地区“职住分离”现象显著。就业人群的居住分布和结构的变化，将引发城市内部就业＿居住之间关系的变动，从而影响原有职住关系的平衡。从闵行区常住人口的分布可知，户籍人口、外来流动人口均集中于中部，而区域内部的就业岗位主要在南部，就业岗位和居住人口的规模匹配不均衡。“职住分离”造成了空间错位，无形之中增加了通勤的时间成本，增加了城市的交通压力，一定程度上加重了城市的环境污染。

原因分析：

闵行区“职住分离”一一工作地与公共服务享受地的不一致，根源在于目前人口郊区化的过程并未伴随制造业郊区化、零售业的郊区化和办公的郊区化。就业是民生之本。闵行应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升级，增加区域内部的工作机会，从根本上解决“职住分离”的困境

建议：

一，继续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模式，国外大都市在城市化进程中均十分重视发展第三产业。第三产业能够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有效促进就业，缓解“职住分离”的困境。同样作为上海市近郊区域的浦东新区，通过各种优惠政策，不仅吸引了众多跨国公司在浦东建立生产性企业，更吸引其纷纷将研发中心也移师浦东，使得各类“国际技术资本”向浦东集聚。故相较于闵行区，浦东新区的“职住分离”现象几乎没有出现。应该考虑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闵行区作为连接中心城区和远郊区域的中间地带，在优先调整外环线以内、大型居住区、虹桥商务区、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等各重点区域内部涉及危化品和重金属的安全隐患企业的同时，倒逼现有产业结构优化升级，鼓励更多的创新创业型企业进驻，聚焦重点领域推进深度治理。同时利用现有的优质高校院校资源（上海交通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实现区域产业结构的优化，将近郊区闵行建设成为集教育、医疗卫生、公共事业、生态宜居场所和工作机会于一体的新区域。

二、发展髙新产业园区，伦敦都市区在人口迁移的过程中，出现了长时间、高代价的通勤成本，这导致了交通成本的提高、通勤费用的增加和工作效率的降低。北京的通州、天通苑、回龙观和望京等人口相对集中的地区，由于缺乏教育、就业、医疗服务、娱乐休闲等与区域功能相配套的措施，形成了城市的“卧城”。闵行在人口郊区化过程中，应该充分吸取国内外大城市发展的经验与教训，“以我为主，为我所用”。市场调节具有滞后性，因而闵行区政府在引导人口郊区化过程中，需要吸取国内外都市区新城建设的经验教训，发挥政府的调控作用，从政策层面引导人口的合理分布，最大程度避免居住区与工作区过度分离的情况出现。通过依托现有的高新技术园区，完善科技孵化器，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吸引本区和外区的优质劳动力就业，增强区域内部的经济发展动力。在产业园区配套相适应的住房、就医、就学和文体娱乐设施，减少“职住分离”现象的出现，也减少因远距离通勤出现的交通拥堵现象。

三、文化创意园区的入驻或集聚对于住区产生“产住融合”或“产城融合”的作用机理，从而改善地区的居住环境。例如上海张江高科技园区在发展早期，曾经长时间面临居住、配套难以完善的困境。随着园区的不断发展，张江通过多项措施推进产业的升级和园区环境的改善，着力完善居住条件，留住创新人才和创意阶层。闵行区也应通过发展文化产业、创意产业而给自身注入独特的内涵，创意园区与居住社区紧密结合，通过各类公共元素串联贯通，结合人群及活动的多样性，在创意园区的发展下打造出适宜居住的风情小镇、艺术小镇、幸福小镇，实现居住环境的价值再生和创意重塑。